摘 要：遵循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基本要求，采用計量方法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網絡協商民主進行文獻分析，以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方法考察兩者在學術、實踐層面的基本關注點、存在的主要問題及相關舉措，并以“浙江政協·協商在線”為例提供現實層面的佐證，據此考察數字化轉型時期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困境與基本任務，進而就并行推進網絡協商民主與網絡社會治理、實現協商民主與網絡之間的深度融合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協商民主；數字化轉型；廣泛多層制度化；文獻計量分析
中共十九大確立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正經歷數字化轉型與升級的重要歷史階段，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
本項研究試圖遵循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基本要求，采用文獻統計分析方法考察相關研究的關注點、所針對的現實問題及相關舉措，借此思考數字時代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現實路徑。
1. 文獻計量分析
2023年08月26日上午9時，課題組利用中國知網數據庫查詢本項研究相關文獻。根據篇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檢索文獻，共搜索到相關文獻91篇，主要涉及到廣泛多層制度化、協商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人民政協等11個主題。其中，以廣泛多層制度化為主要主題的論文計70篇，是本次文獻統計分析所依托的樣本。
1.1 樣本文獻統計
樣本文獻含學術期刊論文46篇，學位論文1篇，會議論文3篇，報紙論文17篇，特色期刊論文3篇。從刊發時間來看，樣本文獻中最早的一篇刊發于2013年08月25日，而最近的一篇則刊發于2022年12月06日。其中，61篇刊發于2013—2016年，表現出明顯的政策導向性。從作者身份來看，一般屬于社會主義學院、黨校、政協委員會、民主黨派委員會、統戰工作部等單位，少數則屬于高校。
1.2 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
就樣本文獻進行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出現頻次最高的關鍵詞如圖1所示。其中，出現頻次最高的依次是政治協商、協商民主、界別、特有形式、決策程序等。
考慮到本次樣本文獻的研究主題，政治協商與協商民主僅為一般性語義詞，無需過多解讀，下文我們主要分析界別、特有形式、決策程序等幾個關鍵詞，考察當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核心關注點。
1.2.1 界別
界別，原意是劃分、區別，在政協則有確指的含義，是指政協委員的類別劃分，一般決定于經濟社會結構和統一戰線內部結構，視需要進行動態的調整。目前，全國政協由34個界別組成，其中，環境資源界是2023年所增設的界別。
界別協商一般被認為是政協智力優勢、組織優勢和制度優勢的結合點。協商民主要實現廣泛多層制度化，界別協商是重要的實踐環節。通過界別設置與調整，人民政協可最大程度地保證社會各界人士有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不過，在協商主體、協商客體、協商過程方面，界別協商尚存在參與意識、協商能力不足，公共利益性、平等性不足，開放性、公開性不足等若干現實問題（羅維等，2014），這使得界別協商受到學術與實踐層面的廣泛關注。
有研究者認為，社會組織界別協商是我國協商民主困境的重要突破，對于我國全過程民主政治向廣度和深度發展有雙重推動作用。事實上，近年來，各級政協會議多有提案建議政協增設社會組織界別，在某些地區政協甚至有具體落實的先例（王棟，2022）。
1.2.2 特有形式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span>
理論工作者一般認為，我國協商民主理論是西方政治哲學語境下協商民主理論的發展與延伸。與此相區別的是，職業政協人士持有如下一致性觀點：我國協商民主理論源于本土，源自國內人民政協發展的歷史與實踐。而折中的觀點則認為，協商民主作為一種理論首先源于西方，經過與中國人民政協的實踐結合，初步形成了中國式協商民主理論，表現出鮮明的本土特色（劉曉芬，2014）。
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具體實踐也不應拘泥于形式。在不同地區，政協界別的設置與調整、界別協商的形式等都有其特殊性。
1.2.3 決策程序
我國協商民主理論不僅源于實踐，且著眼于實踐。因此，決策程序在文獻關鍵詞中的出現頻次較高，而且，若考慮到實踐形式、協商機制、協商過程、協商方式等關鍵詞都具有相近含義，樣本文獻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實踐的關注可見一斑，或顯明了當前實踐層面存在的問題，比如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協商隨意性大、缺乏聯動機制等（劉世華，2014）。
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具體實踐離不開有效的協商程序的支撐。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從實際出發，按照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簡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制定協商計劃、明確協商議題和內容、確定協商人員、開展協商活動、注重協商成果運用反饋，確保協商活動有序務實高效?！?/span>
從樣本文獻來看，我國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仍存在諸多問題，為發揮其獨特優勢，需著力于探索實踐層面的特有形式。其中，選擇以界別為切入點，為研究我國協商民主提供了新的視角與途徑（張彰，2021）。特別是，發展社會組織界別協商在優化政協界別結構、擴大統一戰線、增強黨的執政基礎、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王棟，2022），為具體推進政協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行路徑。
1.3 補充性文獻統計分析
基于數字化時代背景，且出于對決策程序、實踐形式、協商過程與協商方式等民主實踐層面的關注，我們考慮就網絡協商民主進行補充性的文獻統計分析。我們以“網絡協商民主”為篇名，在中國知網數據庫檢索相關論文，檢索時間是2023年08月31日。
本次共檢索到139篇論文，涉及到協商民主、網絡協商民主、網絡問政、網絡政治參與、網絡媒體等主要主題，其中以協商民主為主要主題的文獻76篇，以網絡協商民主為主要主題的45篇，這兩個主題共覆蓋文獻106篇，占樣本容量的76.26%。所選文獻中學術期刊論文80篇，學位論文16篇，會議論文5篇，報紙刊文1篇，學術輯刊論文4篇。發表的時間范圍是2005年10月25日—2023年05月28日，其中2014—2018年論文數較為集中，共有59篇。
就所選中的106篇文獻進行分析，關鍵詞共現網絡分析結果表明，出現頻次最高的依次是群體極化、網絡協商民主、政治生活等，如圖2所示。
在數字時代，協商民主表現出從實體社會向虛擬社會發展的趨勢。事實上，網絡空間所呈現的公開性、包容性與非官方特點，滿足了協商民主試圖通過去中心化協商模式從而加強民主實現的設想。不過，網絡空間在廣泛提升民主參與度的同時，又因為信息碎片化、表達情緒化、觀點極端化等原因制約協商民主的具體實踐（謝翀，2022）。
其中，網絡空間容易產生群體極化，這是是實施網絡協商民主的機遇也是挑戰，從而倍受樣本文獻的關注。所謂群體極化，指群體意識一旦形成即不斷自我強化的現象?，F代信息技術往往采用自我學習的方式向客戶提供信息，從而產生信息繭房效應，不斷固化受眾的認知，在凝聚共識的同時，也可能導致群體的非理性，甚至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封閉與對立，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現有文獻對群體極化現象的普遍關注，凸顯了網絡綜合治理工作的必要性。隨著網絡覆蓋面逐漸擴大，網絡輿論影響力日增，引導輿論，凝聚共識，是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所面臨的任務。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2019年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曾以三個“前所未有”強調了統一戰線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凝聚共識工作所面臨的嚴峻形式，即“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前所未有”，全國政協《關于加強和促進人民政協凝聚共識工作的意見》指出，“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是政協組織的重大政治責任?！?/span>
綜上，協商民主與網絡應該實現實踐層面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考慮到我國協商民主所處的數字時代背景，廣泛多層制度化需要借用網絡平臺為其實現手段；另一方面，基于社會治理的視角，網絡公共平臺也需要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理念的介入，以恰當應對群體極化現象。
2. 存在的主要問題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而當前的數字化轉型階段特征或有可能強化這一主要矛盾，這對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行推進協商民主與網絡治理成為現實需要。無疑，對所處時代背景的忽略或影響到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基本關注點、重點任務與實踐路徑。
2.1 理論層面
關于我國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背景，較具一般性的觀點是，協商民主理論源于我國新時期民主執政的現實需要，著眼于應對轉型期我國出現的各類棘手問題及社會矛盾，具有重要的社會治理意義（劉曉芬，2014）。由此也認識到政協政治協商的局限性，需要從總體上提高黨和國家機關全部決策、執政與公共管理活動的民主與開放程度，因此，既要“立足人民政協看協商民主”，又要“跳出人民政協看協商民主”（施芝鴻，2013）。
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適時跟進實踐層面的新問題與新矛盾，結合時代背景探討具體實踐路徑。一方面，隨著我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為了具體把握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現狀，黨和國家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迫切的現實需要。
另一方面，我們正處于數字化轉型重要時期。數字化轉型是一場深刻的思維、變革、治理變革，加速了傳統經濟社會治理體系的解體和重塑（翟云等，2021）。文獻計量分析結果表明，在數字化轉型具體進程中，會不時涌現出新的關鍵性議題。例如，2007—2013年間，組織（Organization）是突變強度最高的三個主題之一，數字化轉型對組織的變革作用受到了重點關注。又如，2017年后，平臺（Platform）等成為重要的突變關鍵詞，該時期互聯網平臺型企業發展壯大，顛覆了人們的溝通與交流方式（嚴子淳等，2021）。在數字時代，社會組織呈現出新的形式，并帶來全方位、深層次的影響。
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相互強化的傾向。數字化轉型或進一步擴大不平衡發展格局，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或導致更為突出的群體極化問題，加劇網絡社會矛盾。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網絡協商民主日益受到重視，并逐步被納入政府數字化轉型進程之中，以重構政府、市場和社會關系（孟天廣，2021）。網絡民主是網絡和民主的融合（馬克·斯勞卡，1999），但一般的認知是視網絡為實現民主的媒介與工具，或者說，是在民主中滲入網絡的成分。不過，考慮到我們所處的數字時代背景，對網絡民主內涵的這種理解或失之偏頗，至少是弱化了網絡民主的重要性，且明顯忽略了協商民主的社會治理意義。
網絡協商民主能否有效開展的關鍵是制度化建構，尚面臨法規建設不完善、協商流程不可控、制度平臺供給不足的規制困境，公共道德失范、公共領域無序化、公共理性缺失的規范困境和制度認同欠缺導致的認知困境（王永香等，2021）。
2.2 實踐層面
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是對所處時代背景的一種積極響應，不過，網絡協商民主在實踐層面或存在協商主體的廣泛陷阱、協商渠道的多層缺陷、協商過程中的非制度化操作等困境（李箴，2016）。下文以“浙江政協·協商在線”為例考察浙江省數字政協實踐情況，相關數據的采集時段為2023年8月31日—2023年9月1日。
“協商在線”是浙江省數字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設置的欄目主要包括政協視窗、協商議題、有事好商量、我有事議、我有事問等多個欄目，其中有事好商量下設了我有事議—民生議事堂、我有事問—委員工作室、我有事說—社情民意信息聯系點等。
2.2.1 廣泛性
從受眾人數、所覆蓋的行政區域及平臺模塊設計等來看，“協商在線”在很大程度上為實現協商民主的廣泛性提供了便利。
整體而言，浙江省社情民意聯系點按照行政區域進行布點，力爭實現全省范圍的覆蓋，以全面反映社情民意，其總量契合協商民主的廣泛性。不過，社情民意分布結構尚欠均衡，與所轄區域的人口規模、經濟總量等并不相稱。特別是，杭州、寧波兩市某些區（市、縣）甚至未公布聯系點。
協商民主的廣泛性還具體表現在協商議題數量的快速增加方面。從我有事議—民生議事堂所公布的協商計劃來看，2019—2022年間，協商計劃從46項急速增加到5054項。
2.3.2 多層性
協商渠道按照多層要求進行設計。以政協委員工作室為例，政協按照三級行政區域、服務領域、工作室類型進行了多層布局。從全省來看，其中界別類型的委員工作室所占的比重為35.43%，比集體類型比重低29.14個百分點。數量方面的劣勢主要表現在其他、法律、農業領域，在金融領域的表現則并不突出，而在醫療、教育領域，界別委員工作室具有優勢數量。
2.3.3 制度化
充分的制度化發展能確保協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否則難免存在執行層面的漏洞，掣肘協商民主活動的具體開展。
以“協商在線”供選擇的社情民意聯系點為例，杭州拱墅、濱江、蕭山、富陽等4個區，寧波海曙、北侖、鎮海、鄞州、寧海、余姚、奉化等7個區（市、縣）尚未布點，所覆蓋的行政區域尚存在擴充余地，制度化設計的缺口可見一斑。
此外，協商結果并不向訪客公開，且缺少充分的內容支撐。政協視窗則以發布官方活動為主，較少報道協商成果，這多少暴露了制度設計層面的缺陷，勢必影響到協商主體的參與意愿。
2.3.4 協商效率
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目的是獲取更高的協商效率。線上公布有部分統計指標反映協商效率。比如，我有事問—委員工作室對咨詢人次、咨詢完成數量、完成率等有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協商效率。
此外，我有事議—民生議事堂就參與征集的協商計劃也有進度公布。從所公布的信息來看，不少議題存在明顯滯后于計劃時間的現象。
協商計劃進程的滯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制度約束缺位，主體參與意愿低，協商主題不切實際，或者移動終端使用率低等問題，需進行針對性分析，是下一階段政協數字化建設的重要著力點。
3. 數字時代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實踐路徑
為切實推進數字化時代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基于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基本要求，現有文獻進行了系統性的探討。比如，李箴（2016）提出了網絡協商民主的三大實踐途徑，包括構建協商主體的廣泛培養機制、協商渠道的多層整合機制、協商過程的制度化執行機制，以應對網絡協商民主的諸多實踐困境。
考慮到當前協商民主建設所處的時代背景，推進協商民主與網絡之間的高度融合是實現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有效路徑。具體而言，兩者需要并行推進予以實施，一方面，借用數字手段，推進協商民主的數字化進程；另一方面，推進協商民主嵌入信息網絡，積極發揮協商民主的社會治理功能。
3.1 借用信息技術手段，有效推進協商民主數字化進程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創新協商民主形式，積極拓寬協商民主主體的參與渠道。大范圍、多角度地宣傳協商民主優秀成果，提高協商主體的參與能力與參與意愿。開拓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參與協商的方式與渠道。積極探索增設新社會組織界別的可能性與具體實施方案，實現界別的必要調整。
3.2 嵌入信息網絡，積極發揮協商民主的社會治理功能
當著眼于社會實踐，跳出人民政協謀求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發展。我國協商民主一向有面向實踐的優良傳統，其發展自當扎根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偉大實踐，如前文所指出的，著力于處理當前網絡協商民主相關研究備受關注的群體極化問題，最大限度實現協商民主的社會治理功用。比如，政協委員入駐虛擬網絡平臺，面向虛擬平臺大范圍了解社情民意，傳播、凝聚共識，引領網絡輿情，實現網絡平臺治理過程中的協商民主。
4. 結論與建議
遵循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基本要求，本項研究采用計量方法對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網絡協商民主進行了文獻分析，更為廣泛、更多角度地把握了兩者在學術、實踐層面的主要關注點。
文獻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界別與界別協商、特有形式、決策程序等表征了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研究的重要關注點，而群體極化現象則是網絡協商民主研究的最核心關注點。因此，我們的基本結論包括如下幾點：
第一，決策程序、實踐形式、協商機制、協商過程、協商方式等出現頻次較高的共現網絡關鍵詞反映了當前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所面臨的實踐困境，是下一階段攻關的重點方向。
第二，政協界別協商是當前備受關注的破局抓手?？紤]到界別協商是協商民主理論與政協政治協商結合的一種新的實踐形式，針對數字化時代特征，就界別協商提出切實可行的推進思路，不僅有利于政協界別協商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助于提升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的水平。
第三，群策并舉，致力于實現協商民主與數字網絡之間的深度融合，并行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與網絡社會綜合治理。一方面，將網絡治理納入協商民主社會治理環節，通過引導與規制等方式，培養公共理性，有效應對網絡群體極化現象，凝聚共識，讓協商民主介入數字化轉型的全過程。另一方面，借助網絡公共論壇等虛擬平臺，實現協商民主過程的數字化再造，有效擴充協商主體與協商議題，規范協商程序，提高協商效率，通過技術賦能和技術賦權雙重機制推進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